古人都会有名有字的，古人的名只有父母才能称呼，而同龄人或则同学互相只能称字。因为称呼字表示对于一个人的尊敬，我们伟大的毛主席，名是泽东，字润之。那就是为什么民盟主席张澜称呼毛主席为瑞公的原因了，在字前面加一个公更表示尊敬。
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，读书人或则是有钱有地位的人，都会有字的。一般老百姓会很少有取字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方便统计户口，同时为了方便普查人口，就取消了字。取消字也有好处，就是称呼一个人时候可以直接称呼一个人名字，不用那么多讲究。
中国人既取名而又要取字，可以追溯到西周前后。《礼记●檀弓》：“幼名，冠字”。根据周代礼制的规定，孩子生下来三个月时要由父亲给他命名，然后待男性20岁举行冠礼时再为他取字，女性则在15岁举行笄礼时再为她取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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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到了唐宋时期，文人雅士又兴起了自起“别号“的风习，如李白别号“青莲居士”，陆游别号“放翁”，李清照别号“易安居士”，等等。“名”和“字”虽说是同一个人的代号，又意义相关，但在使用上却有严格的区别。“名”一般只用作自称和用在正式的文书上，而“字”则是同辈兄弟，同窗契友，上级对下级称谓时使用，它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和亲切。古人如果不是直系长辈，贸然直呼一个人其名，哪怕不是当面，或仅在文字上，都是很不礼貌的，很没有礼教的。
就这样，人的称谓既有名又有字还有号的古制，在我国一直传承了数千年，直到上世纪初，才渐渐弱化。而事实上，由于古人有时一个人的名，字，号，地望称，官爵称，排行称，异称，绰称等名目繁多，而又难以表述统一，确实也给后人在阅读古籍著作时，往往带来诸多的烦扰和困惑。
说到这里，还必须要补充说明一下：虽然古人有名还有字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既有名又有字的。一开始，只有上古的贵族男子才可在行冠礼时取字，以示位尊。后来，这种习俗慢慢地被打破，一些生活在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有了取字的权利。但长期以来，取字包括称号的，主要还是框定在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范围内，绝大多数下层普通百姓还是只有名而无字或是无权取字的，明人沈德符曾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说，既便有些很有名的优伶，也“俱以优名相呼，虽至与人主狎，终不敢立字”及“惟伶人最贱，谓之娼夫，亘古无字“。
具体地说，大约从一九一一辛亥革命后，经过了“五四”运动的洗礼，新文化，新观念顺势而起，开始倡导推行“一名主义”，名与字逐渐合一，人们只有名不再取字了，及至解放后，基本完全消失了取字这种习俗。说起来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“字”的使用者，多是达官贵人，上流社会，士大夫和文人雅士，而且带有某些文字游戏的性质包含了其中，但既然流行了那么多年，也无可非议。同时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多彩。而时至今日，取名又再取字，已恍如隔世了，父母最多再给孩子起个小名，许多家长连小名也懒得给孩子起了，而小名，又是很难等同于“字”的意义和功能的。这不知是否也算是历史发展中产生离合演化的自然结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